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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命观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俱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
。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就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二、春秋战国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吕氏春秋”尽数篇写了“今世上卜巫祷祠，故疾病愈来”古代算命师发现算命后很多人都出现被算者得病、灾难连连的情况。这是因为算命是窥探天机，所以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遭到天罚。根据《序卦传》缓解和化解算命后灾难方法是女士佩戴蓝绒晶、橘子石或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由“橘子石、云海石、影子石、橘子石”以上4种制作而成的）。上面3个物品同时佩戴任何两种都可以化解，男士佩戴红竹石、影子石、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有影子石、红竹石制作而成）三者选2种佩戴才可以
三、西汉时期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四、唐宋时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聪明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唐以前历代的兴衰咎由，进而总结出"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经济上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忆昔》）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汉代那种礼教的枷锁散架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特别是佛教的兴起，随着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入中土，大大促进了中土算命术的发展。
五、明清时期
唐宋以来在上层社会中的那种把论命做为雅谈的风气至明朝有增无减。诚如明人宋濂在
《禄命辩》中所说的"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者"。以至于达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有大谈他人命者……"的程度，各种命理学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书肆，这使得时人有了"自学成才"的入门途径，所以交流研讨命理，往往成为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的又一文雅的消遣。另外，自唐宋以来到明朝命理学热潮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民间的势头更猛，使得举朝皆迷命理的浓厚民风。染化得平民百姓皆谙命学并成了一代风尚。据载，权贵孟无忌单马出巡，在江汉边遇到一个渔夫，提着一条大鱼让路于左，孟无忌问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与自己相同，遂十分惊异，想邀请渔夫一同回去给他一个官做。渔夫谢绝道，我虽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陆地，所以命贵，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贱，我每天以渔为生计也自足了，若一旦富贵，命薄之人反而会不胜福份而暴死，说罢辞谢而去。一个朝廷重臣，一个江野渔人，但对命理精蕴的理解不分仲伯。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使得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算命习俗别俱特色。
由于明清以来我国命学热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学各流派，门户也繁杂泛滥，这就势必形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有的术士对命学精典体会不深，持论有悖命理精蕴；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用哗众取宠。没有来头的花拳绣腿炫人耳目，混迹江湖；有的机械套用命诀格局，将变化无穷的命理编排成死格式而对号入座（当今的电脑算命及软件算命），以致无法自圆其说；有的以上诸种情况兼而有之，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谈。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预测机理稍加改头换面便自称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从古人的故纸堆扒拉出来的东西也纷纷付梓，即时国内易坛上真是即纷呈异彩又乌烟瘴气。所以在这轰轰烈烈的看命热潮中又潜伏着一种"学术不精则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机，命学要想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取得自身的发展，对命理文化就必须进行一番"去劣取精，去伪存真"的系统的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从明朝初年即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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